1937年秋天，陕西三原县桥底镇，红十五军团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344旅，准备不久之后开赴抗日前线。 至于旅长人选，毫无疑问应该是原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然而出奇的是，可旅政委的位置上，坐的却不是原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 几个月前还和徐海东搭档主持全军工作的程子华，此刻正收拾行装，他要去干一件跟带兵打仗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 图|程子华 病躯之下，另有乾坤 红十五军团是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以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以后的队伍。 严格意义上讲，红二十五军是属于红四方面军，不过在党史研究中，一般习惯把红二十五军单独拿出来。 要说起来，程子华与红二十五军之间，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缘分。 1931年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从红四军抽调出来红十二师在在皖北六安麻埠成立红二十五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 由于后来受到张国焘的影响，鄂豫皖苏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于是在1932年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撤离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线向西转移，红四方面军离开的时候，带走了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4个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只有原属红二十五军的七十五师留在了鄂豫皖苏区。 同年11月，依托于七十五师，鄂豫皖省委恢复了红二十五军，并将留在根据地的红九军红二十七师改番号为红七十四师编入，吴焕先出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始终坚持在鄂豫皖苏区斗争，后来更是经历了几起几落， 至1934年4月，第四次重建红二十五军后，吴焕先改任政委，徐海东则是出任了军长。 也几乎是在这个时候，程子华被中央派到了红二十五军中。 图|鄂豫皖苏区 早在1933年10月考虑到局势比较艰难，鄂豫皖省委派出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已经全部迁往中央苏区，于是成仿吾又马不停蹄的赶往瑞金，这时已经是1934年1月。 当时，中央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同年4月广昌保卫战后，局势急剧恶化，值此关键时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决定派人赶赴鄂豫皖苏区，通知红二十五军转移，程子华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领导过大冶兵暴，历任红军师长等职，指挥经验丰富，是合适人选。‌‌ 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对他进行了叮嘱。 1934年8月28日，程子华抵达鄂豫皖苏区，并传达给鄂豫皖省委指示，同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召开花山寨会议，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程子华因为不是省委常委，因此未参加花山寨会议，当时会上徐海东主动提出，要把军长之位让给程子华，自己改任副军长，鄂豫皖省委不仅通过了这一建议，还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常委。 会后郑位三向程子华传达省委的决定，程子华也大感意外： “中央派我来是当参谋长的，请您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 然而鄂豫皖省委并未采纳程子华的建议。 五天之后，红二十五军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正式开启了长征之路。庾家河战斗中，军长程子华与徐海东、吴焕先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混战中程子华双手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也因为长征途中医治不及，留下了终身残疾。 不难看出，也正是因为程子华给鄂豫皖苏区带去了中央的指示，才推动了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方面开始整理红二十五军战史，期间采访当事人，每次都少不了程子华的身影。 1980年春，在韩先楚的安排下，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卢振国为创作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和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的文章，专程赴北京采访红二十五军还在世的领导人。 多年以后，卢振国还依然记得当时在座的几位大领导： “座谈会由中央纪委副书记郭述申牵头，参加的有二三十位大人物，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从战将到“动员官”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有利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同年8月，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徐海东出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并接替出任了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 图|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攻克两当后部分领导人合影 不久之后，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两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程子华任军团政委。 按说红十五军团改编344旅，程子华理应继续留在部队里。有人把程子华的调离跟陕北时期那段复杂的历史纠葛联系起来，说他是因为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主持工作中出了偏差才被“改行”的。 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就对聂洪钧和戴季英作了严厉处分，聂洪钧被“严重警告”，戴季英被“最后警告”。朱理治和郭洪涛的问题拖到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才彻底清算，而那次会议主要追究的是朱、郭二人的责任，并没有太多涉及程子华。 如果程子华真是那件事的主要责任者，1942年的会议不可能轻易放过他。反过来